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0-2021)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最新研究报告发布,全文195页,以下是报告摘要。

一、经济走势及主要问题

(一)消费回暖,下半年增速稳健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 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断崖式下滑-20.5%。随着疫情在国内得到有效控制,各行业复工复产进程加快,叠加中央和地方以及企业多重活跃市场、拉动消费的刺激政策,自 3 月份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渐回温,同比增速稳步提高。8 月份名义同比增速首次转正,进而 9 月份实际同比增速亦转正。进入第四季度,伴随着国内总体经济的企稳,国际疫情的控制以及疫苗的研发和投入使用,居民消费信心增长。2020 年 10 月、11 月的名义同比增速分别为 4.3%和 5.0%,仅比去年同期低了 3个百分点;而实际同比增速在第四季度前两个月份已超越去年同期水平,分别为 4.6%和6.1%。

(二)投资稳步回升,制造业投资回升加快

1-11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6%,增速比 1-10 月份提高 0.8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0.2%,民间投资增速首次转正。从投资的三大组成部分制造业、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看,制造业投资回升速度较快,需求好转使得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改善,1-10 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首次转正,工业中的制造业 1-10 月利润增速为 4.2%,比 1-9月增速回升 3.1 个百分点。随着制造业利润增速明显回升,制造业投资增速改善加快。1-11月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进一步回落,土地购置费用趋缓,房地产业增速回升减缓。基建投资增速回升放缓,全年基建投资因财政支出和施工进度限制等因素不及预期。未来随着美国大选的落地和新冠疫苗的积极研发,海外需求回暖,叠加国内消费需求改善,预计制造业投资回升向好,财政收入和施工进度好转等因素使得基建投资高于今年,房地产投资将保持稳定,2021 年全年在低基数效应下投资增速较高。

(三)进出口增速持续攀升,贸易顺差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2020 年 1 至 11 月,全国出口、进口增速均在一季度经历大幅下降,并在二季度以来持续攀升,贸易顺差比 2019 年同期增加 861.0 亿美元。进出口增速持续攀升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2020 年上半年出口价格大幅上涨,有效拉动了二季度出口增速的回升。疫情期间贸易成本迅速上涨,使 2020 年二季度出口价格平均增长 6.8%。第二,防疫物资出口强劲增长。国外疫情的持续使得国外对中国防疫物资的需求大幅上涨,有效拉动了出口的增长。2020 年 1 至 10 月,防疫物资累计出口增速高达 272.8%,大幅拉动总出口的增长。第三,中美之间的进、出口增速较高。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2019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 12.5%,从美国进口下降 20.9%。在较低的基数和中美疫情走势分化的共同影响下,2020 年 1 至 11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和从美国进口分别累计增长 5.8%和 6.7%,支撑了总体进出口的迅速恢复。第四,跨境电商的发展有效缓解了疫情对外贸的负面冲击。2020 年 4 月份,国务院同意在 46 个地区和城市设立第五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截至目前,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数量增至 105 个,已经覆盖了中国 30 个省区市。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部门也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跨境电商交易,极大促进了线下贸易向线上贸易的转移,部分缓解了疫情对线下贸易的负面冲击。2020 年前三季度,我国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 1873.9亿元,同比增长 52.8%,跨境电商成为疫情下稳定进出口增速的重要方式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0-2021)

(四)劳动力市场受疫情冲击大,虽逐渐回暖但仍然承压

2020 年全年失业率先升高后下降,受新冠疫情影响二月份达到 6.2%的最高值,随着复工复产进行失业率逐渐波动下降,到十一月份下降至 5.2%,同比下降 0.1%。但当前失业率的下降除了表明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外,也有可能是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的结果。新增就业人数同比降幅收窄,截至 11 月新增就业人数累计 1099 万人,全年同比降幅最高点从二月份最高点 37.93%逐步收窄至 14.07%,但仍然低于去年同期。从求人倍率看,今年全国求人倍率一直保持高位,在三季度达到 1.4 的最高点,这主要是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同步下降,而求职人数下降更快所致。在疫情期间各 PMI 指数大幅下降,随着疫情好转,PMI 从业人员指数逐步上升,基本稳定在去年同期水平。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在二月份跌至最低点 40.2 小时,至六月恢复到正常水平,十一月为 46.9 小时,同比上升 0.2 小时。结合以上事实分析,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尽管短期内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当疫情好转这部分劳动力即可恢复就业;第二,由于疫情导致的结构性变化,部分劳动力需要重新选择工作岗位,因此职业培训会一定程度上改善劳动力市场。收入方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值在疫情期间大幅下降,之后缓慢上升,到三季度为 23781 元,同比增长 0.6%,增速较去年放缓。城镇与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累计值分别为 32821 元和 12297 元,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同比下降 0.3%,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同比上升 1.6%,总体收入上升由农村居民拉动。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 2.67,同比下降 0.08,今年城乡收入差距仍保持长期下降趋势。

(五)CPI 和 PPI 剪刀差不断缩小

受新冠疫情、食品价格和国际原油价格等因素的影响,2020 年前 11 个月 CPI 同比增速大幅下降,累计同比增速为 2.7%,1 月份创下近 9 年的最高值 5.38%,11 月份创下近 11年的最低值-0.5%;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增速也明显下降,累计同比增速为 0.9%,7 月份创下自 2013 年有指标以来的新低 0.5%,并连续 5 个月保持在该值;PPI 同比增速先下降后上升,累计同比增速为-2.0%,5 月份也达到近 4 年来的最低值-3.7%;前三季度 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速也先降后升,累计同比增速为 0.7%,第二季度是 2016 年第一季度以来首次转负。CPI 同比增速相较于 2019 年同期 2.8%的同比增速略有下降。从食品来看,2020年前 11 个月食品价格平均上涨 11.5%,导致 CPI 上升约 2.30 个百分点,而 2019 年同期食品价格增速为 8.5%,拉动 CPI 上升约 1.70 个百分点。从非食品来看,2020 年前 11 个月非食品价格平均上涨 0.4%,导致 CPI 上涨约 0.32 个百分点,而 2019 年同期增速为 1.4%,拉动 CPI 上升约 1.12 个百分点。因此,2020 年 CPI 同比增速的下降主要是因为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速的明显下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 CPI 同比增速大幅变化,从 1 月份的高峰快速回落到 11 月份的负增长,这主要是受疫情以及猪肉价格的叠加影响。2020 年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速明显下降,其中降幅较大的是衣着类、居住类和交通通讯类,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导致需求下降和国际油价的下降。受全球新冠疫情、原油价格和刺激政策等因素的影响,2020 年前 11 个月 PPI 累计同比增速较 2019 年同期-0.3%的增速也明显下降。2020年下半年在一些国家多款新冠疫苗获批上市,部分疫苗已经开始接种,预计 2021 年将有更多国家陆续开展大规模接种,全球新冠疫情将有望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步减弱。考虑到疫苗普及对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复苏速度、食品价格波动、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趋势、刺激政策的滞后影响以及基数效应等各种因素,课题组认为 2021 年 CPI 年均增速将较 2020 年明显下降,并在 0 附近波动;PPI 同比增速将波动上升,并由负转正;相应地 GDP 平减指数同比增速也将有所上升。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0-2021)

(六)2020 年金融市场整体平稳运行,2021 年应警惕国有企业债务问题

为对冲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今年货币政策总体较前两年宽松,货币供应增速中枢上移至 10%以上,快于名义 GDP 的增速。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则与货币供应增速相匹配,人民币贷款、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和政府债券融资是社会融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表外融资拖累减小,增量信贷中中长期贷款占比显著提高,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地,截至 11 月,M2 余额同比增长 10.7%,增速环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同比上升 2.5 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83.3 万亿元,同比增加 13.6%。利率方面,市场整体流动性合理充裕,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总体下降明显。具体地,在央行于前两个季度全面或定向降准三次共释放 1.2 万亿元流动性,中期借贷便利(MLF)和公开市场操作(OMO)利率各下调了 30 个基点的背景下,11 月末 DR007 的加权平均利率为 2.3%,三季度末各类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为 5.12%。

但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国有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券的违约支数大幅上升,尤其是中央国有非金融企业的违约债券数为 30 支,较 2019 年增加了 24 支。从涉及资金的规模来看,国有非金融企业债券违约涉及资金规模占比大幅上升至将近 50%,其中中央国有非金融企业,单支债券涉及的平均资金规模大幅上升。从违约率看,国有企业的违约率在 2020 年大幅上升。其中,中央国有企业的违约率在疫情爆发之初达到最高点后维持高位,而地方国有企业的违约率则仍处于持续攀升的状态。根据存量债券的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在 2021 年偿债压力很大。具体地,在 2021 年将到期的非金融企业债券中,中央国有和地方国有非金融企业涉及的规模分别约为 2 万亿元和 4 万亿元,国有企业所发行债券在 2021 年的到期量占总规模的 82.2%。可见,不同于 2018-2019 年以民营企业发生违约为主,2020 年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券违约风险快速上升,成为债券市场新的风险点。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违约除了会对相关债权人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向债券市场释放十分负面的信号,使得其他企业由于债券融资受阻而进一步产生流动性问题,从而产生更多更大违约风险。因此,2021年需重点关注国有企业所涉违约风险,以保持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七)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下半年人民币宽幅震荡升值

2020 年以来,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内外需疲软、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等一系列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使外汇储备波动增大,但总体上其规模比较稳定。2020 年第一季度,外汇储备规模从年初的 3.12 万亿美元下降至 3.06 万亿美元,3 月环比降幅达 1.48%,为2016 年以来最大单月降幅。之后,外汇储备规模连续五个月回升,8 月份升至 3.16 万亿美元。第四季度外汇储备继续站稳 3.1 万亿美元,与年初外汇储备规模持平。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关键因素。2020 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三次较大程度的贬值和回调过程,至 7 月初处于 7 左右水平。2020 年下半年,人民币震荡升值,11 月 15 日升破 6.6。受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和频频发生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等因素的影响,2020 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表现出了较强的“弹性”和“韧性”。这体现了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有效进展,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从内部环境看,我国疫情防控成果显著,经济恢复增长。同时我国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实施必要的宏观审慎管理,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扩大金融开放,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从外部环境看,相比于美国无底线的宽松货币政策,我国货币政策仍留有较大的空间,中美利差处于高位,利好人民币资产。但是,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导向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中美贸易战可能再度升级。因此,课题组预估 2021 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CNY/USD 波动幅度将加大,但仍保持在合理区间内。

(八)农民工提高社会总生产率,但仍需提高流动性

近年来,农民工的流动性有所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民工的生产效率也会有所提升,这一趋势对于社会整体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率水平都会有影响。本报告发现,农民工可以很好的适应整体社会产业结构调整,甚至极大推动了第二、三产业结构变化。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成为农民工,以及农民工生产效率的相对提升,农民工对于各个产业生产率变化的影响逐渐增大。然而,产业本身生产率变化的仍然远远快于农民工相应的流动。因此,深化户籍与土地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降低流动壁垒将进一步提升社会生产率。

(九)扶贫效果显著,贫困人群收入持续增加但水平仍然较低

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解决了现阶段的贫困问题,产业发展扶贫以及健康与兜底保障扶贫对贫困人群的收入增加有正向效应,其中产业发展扶贫政策的短期效果最为显著,而教育扶贫政策在长期层面效果可观。贫困人口数量在政策影响下不断减少,最低收入群体绝对收入持续增长且相对收入呈现上涨趋势,这意味着我国的现行政策识贫精度高、扶贫力度大,精准帮扶切实有效。但贫困人群内部依旧存在脱贫难度大,返贫风险高等问题。根据以上分析,课题组认为,未来要进一步巩固提高脱贫成果,推动短期政策扶贫向长效机制减贫转变,将可持续减贫制度纳入常规治理轨道。短期来看,要完善返贫监测与帮扶机制,发挥健康扶贫与兜底政策对高风险人群的保障作用;在长期,则要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产业发展、坚持人才培养,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十)劳动力市场教育错配程度较高、对工资影响显著

课题组利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工作岗位的匹配率为 39.70%,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为 24.40%,教育不足发生率为35.90%。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平均 10%左右的教育错配率,我国教育错配发生率高,错配程度突出,表明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我国劳动力市场教育错配还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女性劳动者的教育不足率为 34.50%,低于男性劳动者的教育不足率;西部地区的教育不足率最高,为 38.50%,高于中、东部 35%的水平;第一产业的过度教育率为 15.90%,低于第二产业的 21%和第三产业的 26.90%,从教育不足率来看,第一产业的教育不足率最高,达到了 68.30%,远高于第二产业的 43.50%和第三产业的 30.10%。劳动力市场教育错配对工资的影响十分显著。在教育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教育不足对工资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过度教育对工资的影响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过度教育劳动者的工资比恰好匹配的劳动者的工资低,而教育不足劳动者的工资比恰好匹配劳动者的工资高,也表明劳动力市场对过度教育有一定惩罚,而教育不足却有一定的工资溢价。劳动者教育错配可能意味着通识型教育对劳动者的技能培养不能很好地和劳动力市场匹配,我国人力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这不利于我国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应通过教育改革优化教育方式,完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0-2021)

(十一)人口结构压力凸显并将逐渐增大

从中国人口结构整体的变化趋势来看,0-14 岁人口占比下降趋势放缓,在 2019 年稳定在 17.8%左右的水平;15-64 岁人口占比在 2010 年达到峰值(73.3%)后,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并在 2019 年下降到 70.7%;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上升势头明显,2019 年已达到 11.5%的水平,且还呈现出逐渐加快的趋势。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 0-14 岁人口占比低于其所在收入水平地区(中高等收入国家)其他国家平均水平 4.8 个百分点(2019 年),面临0-14 岁人口占比过低的问题。15-64 岁人口占比虽仍处于较高的水平,但该阶段人口占比优势总体在不断减小。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趋势快于中等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同时,若与人均 GDP 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要高于它们的平均水平,即出现了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报告还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进行了简单的预测,预测结果显示 0-14 岁人口占比将在不同的出生率下分化出不同的趋势,即在 2018 年中国、2018年欧盟、2018 年日本、粗出生率为 0.5%四种情景下,0-14 岁人口占比会先下降后上升,并在 2033 年左右达到最低点(分别为 15.9%、13.7%、11.1%、7.7%), 而在 2018 年中等收入国家情景中,0-14 岁人口在 2019-2033 年会经历一个快速上升期,达到 24.7%的水平后进入缓慢上升期;15-64 岁人口占比则呈现出一致的下降趋势。最乐观的情景(2018 年中等收入国家)下,15-64 岁人口占比 2050 年会达到 54.5%,而最悲观的情景(粗出生率为 0.5%)下,则会在 2050 年达到 58.9%。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趋势则会在未来持续一段时间,在最乐观的情景(2018 年中等收入国家)下,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会在 2041 年达到最高值:21.3%。在最悲观的情景(粗出生率为 0.5%)下,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会在 2039 年超过日本 2019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 28.02%,2019 年全世界最高),并在 2050 年达到33.01%。预测结果表明,若大力出台鼓励生育政策,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并保障女性权益,且出生率得到较为明显的提高,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老龄人口占比过高的情况,同时也能更快的过渡到老年人口占比下降,中年人口占比上升的阶段。

(十二)家庭部门杠杆率激增,资产负债表衰退迹象初现

家庭金融配置方面,经历了由疫情导致的一季度大滑坡之后,家庭部门债务再次开始持续攀升。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家庭部门杠杆率(家庭债务余额与 GDP 之比)已经升高至 64.1%,比上一季度增加了 4.4 个百分点。并且疫情后每个季度杠杆率都增加至少 2 个百分点,远远超过疫情前一个季度一个百分点的增速。在全球疫情状况仍不明朗,中国经济仍未完全恢复的背景下,家庭部门积累的大量债务仍然会削弱家庭的现金流,可能成为实现国内大循环,需求侧改革顺利进行的制约因素。伴随着近些年来家庭债务的膨胀,长期来看家庭部门的储蓄率正逐年下降,已经由 2010 年最高值的 42.1%下降到 2018 年的34.8%,平均一年下降近 1 个百分点,家庭部门的弹药所剩不多。但短期内疫情引发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强烈的购房动机对消费造成显著挤出效果。同时,当家庭面临一个突发的负面冲击时,如果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有房有贷的家庭不但消费降低,而且其比例也会受疫情影响提高,那么这就会对疫情的负面影响起到放大效果。利用疫情期间的网络调查数据,课题组发现,相对于有房无贷的家庭,有房有贷的家庭以及无房的家庭在疫情期间消费下降更多,且针对 2020 年下半年的消费更加保守。课题组的结论也与宏观数据相印证。2020 年第三季度家庭部门的消费需求仍较疲软,除食品烟酒和居住外,在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等分项的消费均仍低于去年同期。基于以上分析,课题组认为,我国家庭部门加杠杆必须减速,“房住不炒”的政策必须得到坚决执行。同时,针对此次疫情,在中国经济全面复苏,企业生产基本恢复的情况下,应将政策重心向家庭部门倾斜,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实施不同政策。特别是对低收入困难群体应适时增加财政补贴力度,扩大失业保险领取范围,应将财政重心放在增加家庭流动性,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上。

(十三)金融系统稳定性未见改善,中小银行脆弱性进一步上升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宏观环境的复杂性前所未有,金融部门也面临不少潜在冲击。我国宏观杠杆率的持续攀升,尤其是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上升,给我国银行系统的稳定运行带来较大挑战。根据条件在险价值(CoVaR)模型对我国银行系统稳定性的评估,课题组发现,在实体部门受疫情明显冲击的背景下,当商业银行受到个体性冲击时,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连续四个月上升,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水平自 8 月以来持续上升,为 201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出率亦处于高位。更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水平没有因为我国经济率先复苏而明显下降,依然维持在高位水平,使得今年以来金融机构发生个体风险时其平均风险溢出水平持续处于高位。在商业银行受到系统性冲击时,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率依然高于其他银行,但是这一差距较 2019 年年末缩小了 8 个百分点。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程度较年内的高峰有所回降,另一方面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出程度仍在高位徘徊,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风险溢出程度则呈现更快地持续上升之势。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比例从 3 月开始由降转升,并已持续了 9 个月而未见有所减缓的趋势,而且其风险溢出比例与股份制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已大幅缩小至不到 3 个百分点。总体而言,我国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和以往相比仍显脆弱,而且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的稳定运行仍然是维持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的关键,但中小银行对系统的影响进一步上升,需进一步加大对中小银行风险的关注。

(十四)不确定性攀升致使银行资本缓冲水平下降,“稳金融”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在当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中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作为支撑。商业银行作为金融系统的主体,其稳定性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基础。就银行个体而言,充裕的资本缓冲能够有效增强其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是维护自身稳定的最后一道屏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市场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决定银行资本缓冲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空前高涨。在此情形下,深入剖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缓冲水平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为此,课题组通过匹配 2007-2019 年中国 182 家商业银行微观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数据,定量识别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缓冲的影响。经验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降低银行资本缓冲水平,并且这种负向影响在地方性银行中表现的更为明显。据此,课题组认为,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确保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以降低经济政策波动对银行资本缓冲的负面影响,以期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

(十五)疫情之下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警惕债务风险外溢蔓延

在当前经济体各部门间关联性日趋紧密的背景下,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积累,地方政府部门独立的债务偿还风险,容易演化成为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系统等领域的潜在风险点。因此,课题组基于地方政府与其他部门之间复杂的债务债权关系,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房价和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课题组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是造成房价上升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也会诱使银行承担更多风险,造成银行风险水平增加。据此,课题组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极易外溢至其他经济部门,需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科学设计地方政府债务期限结构,同时以市场化方式弱化地方政府对银行体系的行政干预,才能从源头上引导虚高的房价回归理性,杜绝财政金融风险的发生。

二、中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面临的难点、原因及改革治理应对

第一,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和供给质量水平不充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驱动,成就显而易见,但问题也愈益突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发展质量面临很大挑战。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基本判断,但正如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所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不稳固,城乡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高质量发展仅靠要素驱动难以完成。当今的时代是信息、人工智能、数字化的时代,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机会,经济要想获得新的增长动力,需要进行结构性体制机制改革和依靠技术创新,从而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但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很大的短板:工业发展在许多地方还在靠拼资源、能源、劳动力,造成低效益、低技术,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加上体制机制障碍,高质量发展步伐缓慢。从产业经济结构看,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的位置还处于中低端,高端产业供给短板明显,关键核心技术面临的“卡脖子”问题非常突出,创新能力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企业效率和所有制同等对待方面仍然存在较大问题,特别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实质解决。尽管民营企业创造了 50%以上的税收,60%左右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新增就业,及 90%以上的市场主体,但相对于国企来说,在贷款审批时间、贷款综合成本、贷款授信额度等各方面,民营企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公平待遇,融资不仅难而且贵。此外,农业发展不充分、农村资源利用不充分、农民增收不充分的现状仍待进一步改善;城镇化还不足,还需要进一步加快。

从区域经济结构来看,发展不平衡严重,城镇与乡村、东部和西部,特别是南部和北部差距越来越大,南方省市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北方,尤其是超过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人均 GDP 由改革开放前居首到现在倒数。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前 10 大经济省份中北方和南方省市各占 5 席,而到 2019 年,已经发展为北方省份仅剩下山东、河南 2 席,东北地区的辽宁和黑龙江已退出前 10。从经济金融结构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不足,金融机构资金过度流入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制造业贷款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很多民营企业反映,政策看得见摸不着,没有获得感。相反,很多国有企业却享受了信贷的政策倾斜,杠杆率居高。与此同时,一些大企业的技术创新、金融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并不大,却在资本市场上股价连涨,呈现价值背离的现象。

第二,中国经济内需的提振面临诸多难题,包括资本报酬边际收益递减而带来的投资下滑,收入差距拉大和中等收入群体过低及家庭部门杠杆率激增带来的消费不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缺乏资本,当时即使是很多低端、粗放的投资项目回报都在 100%以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启动,投资开始爆发式增长,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长期维持在50%左右。在投资和资本给中国带来高速增长和巨大财富的同时,得益于不断推行的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变化,中国资本回报率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维持在高位。这一状况在 2008 年之后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到 2015 年已从 2008 年的近 10%下降到 3%左右,投资需求对GDP 的贡献逐步下滑。

同时,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财富分配的不均,使得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提升也面临掣肘。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全球第二,人均 GDP 也刚突破 1 万美元,但这仅是刚踏进中等发达或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与发达国家 5 万美元以上的人均 GDP 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 GDP 代表了购买力,所以当前仅靠提升国内需求远远不够。此外,从平均值来看中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但从中值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存在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数据显示,目前占总人口 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份额只有 4.7%,占总人口 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 50%,家庭部门杠杆率已经升高至 64.1%,再加上前面所述的一半以上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储蓄,如不解决,对提升需求端会造成进一步困难。

第三,中国经济国际大循环面临外需市场的萎缩和一些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出现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趋势。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普遍进入低增长轨道,增长速度的中枢区间不断下移,而新冠疫情的冲击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受疫情影响,2020 年世界经济将萎缩 4.4%。并且,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规模空前的量化宽松和财政赤字,这不可避免会带来后遗症——压缩未来的政策空间,并将在中长期拖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面向 2021 年和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将面临一个漫长、不平衡且充满不确定的复苏之路。这对中国意味着过去长期受益其中的庞大外需市场出现萎缩,适当的向内收缩,实现国内大循环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但考虑在外贸占 GDP 三分之一以上的情形下,即使大幅度提升内需也很难弥补对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外贸出口下降。

另一方面,自 2018 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差不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尽管拜登将取代特朗普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但是在对华关系上的特朗普主义恐怕还将长期存在。如果双方找不到一个妥协的平衡点,有可能会形成以美国为首和中国为首的两极,其他国家(如东亚国家)将不得不在经济充满活力且市场巨大的中国和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体系的美国两者之间作出两难选择,合并同类项,导致一个世界,两个阵营,两种体系,两个市场,且短时间内不会结束。

之所以中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会面临上述种种难点,有些是客观经济规律所致,有些则要归因于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弊端,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要素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没有真正确立,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有待强化。如前文所述,凡是市场化改革取得较大突破的地方,其经济发展绩效往往更大。如果考察 2012年以来这一轮的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可以发现凡是国有经济比重越大、民营经济越不发达的省份往往经济增速越靠后,落差越大,如东三省、山西省等。相反,那些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如广东、浙江、江苏等,下滑就不是这么厉害。所以,区域经济结构的失衡背后,是市场化改革进度的失衡。城乡区域发展严重差异也是市场化改革不足所致,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经济结构的失衡则跟技术的落后有关。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开放竞争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技术引进和开发,中国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实现了巨大飞跃,与改革开放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并推动中国形成了相对比较齐整的工业门类,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技术发展成就不可否认,但是作为科研机构、作为智库机构,我们不能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依然客观存在着的巨大差距视而不见,盲目乐观,以为一切技术创新都可以自力更生了。当前,中国在科技攻关方面存在一种强化政府作用的趋势,这在一些重大工程科技领域也许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其作用有限,在基础科学领域作用更为有限,甚至可能是负作用。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是竞争环境下的企业,靠的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应按照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同时,技术创新的落后,也与原始创新、基础创新的落后有很大关系。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 5%左右,与主要创新型国家 15%到 20%的占比差距较大,而这些外部性很强的基础性科学创新则主要靠的是政府、高校及研究院所。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0-2021)

二是国民财富分配不合理,税收未能有效起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作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不足。中国经济要形成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还必须大幅度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和缩小贫富差距。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没有一个发达的中等收入阶层,老百姓的“生、老、病、居、教”等后顾之忧的问题不解决,需求不可能大幅度提振。然而,中国的税收体系在调节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提升低收入方面的作用发挥不明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 2019 年 10 月所做的调查,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达 56.5%,并且负债最高的 20%家庭占总样本家庭债务的61.4%;房贷是城镇居民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占家庭总负债的 75.9%2。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健全,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就业难、安居难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短板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居民扩大消费支出面临后顾之忧。

三是国际大循环层级不够,对外开放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处理与世界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不宜过度强调特色而忽视兼容。目前,中国已经跟世界 26 个国家和地区相继签署了 19 个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与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之间尚未达成类似协定,仍处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水平自由贸易区体系之外。毫无疑问,加入 CPTPP 等更高水平的协议意味着中国要在关税减让、市场准入、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政策框架上,按照更高的标准做出必要的调整,这正是开放倒逼改革的良好机会,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如果过度强调中国特色、强调政府作用、强调国有企业,而忽视与其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兼容,那么必然导致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真正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要素和商品的跨境自由流动,必然要求对于公有和私有产权的同等保护,必然要求对国企、民企、外企的公平对待,尤其是要更好地发挥外企在倒逼市场化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方面的鲇鱼效应。中国需要建立健全更为广纳式的包容性市场经济制度,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作用,并且对于政府作用的发挥应该限于维护和服务这两个方面,使之合理定位成“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基于此来提升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

面对前文提到的困难和问题,中国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就必须从三个方面同时着手:一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产业链安全;二是加大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平衡国民经济。收入差距过大这个问题不解决,中等收入阶层不发达,老百姓的“生老病居教”等后顾之忧不解决,需求不可能大幅度提振,所有这些都涉及重大的改革问题,是管理无法做到的;三是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借力更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毕竟中国依然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超过三分之一,尤其是科技创新,更需要与国际融合,什么都靠自力更生不可行。具体论述如下:

一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的改革,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所有制中立原则为国企、民企、外企提供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完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促进发展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而不是硬性的产业政策,应该继续以深层次市场化的改革为内涵推进并且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以此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勃发创新力。建立维护和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政府是中立的主体,它会带来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和一个好的社会规范,同时提振民间信心和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才是中国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以及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标本兼治的必由之路。

制度才是最关键、最根本、最长效的。在个体的思想境界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市场制度不可替代,必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维护和服务中发挥好作用。营商环境,是检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整体而言,中国的营商环境与成熟市场国家相比,改善空间较大。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之所以在营商环境方面居于国内前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开放度都很高。2020 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正是由于率先进行了对外开放的实践探索,才倒逼了这些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尝试,继而带来了政府市场边界的厘清和营商环境的改善。

中国经济要实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转型,需要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数据显示,中国 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由个体、民营企业完成。3面向未来,中国要加快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及深化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进一步推动创新资源和先进要素向优质高科技民营企业加速集聚,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提供强有力保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难题。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股权融资作用,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成熟民营高科技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二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高科技企业通过企业债、金融票据等工具,在债券市场上进行融资;三要鼓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设立一批为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投资基金和融资担保基金。

二是深化需求端改革和改善,推行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的收入分配政策,健全覆盖“生老病居教”的一揽子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内需基础。国内大循环必然要求中国有一个更加强大、更有韧性的内需市场,来促进形成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平内生动态均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消费需求取决于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仅仅靠政府消费刺激政策,才能真正可持续地提振国内消费需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人群自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此过程中,要做到两个“尽量确保”:一是要尽量确保中低收入群体有向上流动跻身中等收入群体的机会,二是要尽量确保现有中等收入群体不因种种原因重新跌回中低收入群体。

为此,在初次分配中,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同时,要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在二次分配中,要围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提供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和后顾之忧。中国需要反思以扭曲国内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与民生相关的进口关税为突破口,汇聚国内外资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民生需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才是广大民众真正所期望的,也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之责。

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民营经济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首要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据统计,目前,我国 3200 多万户民营企业和 7600 多万户个体工商户吸纳的就业人员已达 3.8 亿,平均每年提供 1000 万以上的就业岗位,解决了 80%以上的城镇就业。4政府应通过进一步减税降费来促进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促进就业,这将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大扩容。其次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社会捐赠的三次分配手段对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进行补充。这样,通过市场、政府及社会的三次收入分配综合治理的共同手段就可大大地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三是融入高水平国际大循环,在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谈判中推进制度性开放,按照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来保障自身国家利益,并倒逼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年内,中国参与其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标志着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这一协定的达成,也为中日韩自贸区(FTA)、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等更高水平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近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且,中国还表达了对加入 CPTPP 持积极开放态度,以及争取早日启动中欧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的意愿,这些都是中国对冲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在与美国进一步进行双边经济谈判时的有利砝码,可对外部贸易争端起到减震作用。当前的中美形势和国际形势是危中有机,中国只有很好抓住这次机会通过“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为导向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倒逼对内的更深层次综合治理改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过度渲染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过度意识形态化、自我膨胀,才有望让外界看到共同点,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在此过程中,中国应主动面向国际资本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倒逼打破国内民营资本的有形无形投资壁垒,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形成,淡化外界认为中国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活动的印象。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0-2021)

这里所谓的倒逼,实际上讲的是通过推动制度型开放,实现开放和改革的相互促进。中国要对照、对标国际先进规则与做法,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鼓励各个地方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中国需要主动研究和试行更高、更深、更广的投资贸易自由化制度安排,从内部推动现行规则、制度逐步向更高标准的国际新规则趋近,并增强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深度关联,如果只单纯关注中国自身发展,而忽视世界范围的发展,不进行深层次、多方位的综合治理改革和加大开放,将会面临需求瓶颈、技术短板和制度挑战等诸多问题,并可能加重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加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容易倒回到封闭状态。

显然,以上改革措施,单靠经济治理领域的单兵突进行不通,还必须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因素也考虑进来,以长远视角、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及风险防范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辩证关系和加以谋划。为此,中国需要采用国家治理与发展三要素: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古今中外的实践反复说明,凡是经济社会取得成绩或进步都是这三要素的某些方面得到改进,而出现问题一定是其中某些要素的欠缺而导致。现代国家发展治理三要素其实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让三者各归其位,形成互动互促的制度体系,从而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的全方位整体联动改革框架下来进行。中国下一步需要围绕上述三要素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强化长板、补齐短板。唯有如此,才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达成中华民族复兴的远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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